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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大凌河之战”成为了后金势力发展的又一道“分水岭”?

2019-07-24 点击: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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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犹如一盆冰凉的冷水浇在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脑门上,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曾经号称战无不胜的八旗劲旅竟然连续两次败倒在袁崇焕所守的宁远城下,此举无疑被视为是一种耻辱。作为后金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皇太极在这两次失败中也深刻地认识到了明军火器作战的效率,同时也明白,单凭八旗铁骑现有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是难以攻破已经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红夷大炮”和火铳的宁远城的。而纵观当时的辽东局势,宁远不破,明朝在辽东地区的防御体系就依然会对后金形成相当大的震慑作用,另一方面,如若是攻不破宁远一带的防线,后金势力就无法对山海关形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更不用提实现入主中原的“宏伟”大业了。因此,后金方面想要重新获得胜利,只有改变其原有的战略和战术这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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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尔哈赤画像

  众所周知,基于当时后金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条件来看,八旗士兵想要在武器装备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基本是不现实的,明帝国的火器资源和技术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支持,更何况女真人还是刚从原始的狩猎采集文明过渡到农耕文明没多久,先进的火器技术对于这些人来讲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毫无概念可言。

  如此一来,摆在皇太极面前的只剩下一条出路,即在战略上进行创新。其具体实施步骤又分为两种:其一,暂时摒弃原有的作战套数,绕过袁崇焕在辽东地区所布置的防御体系,由北面察哈尔蒙古的势力范围内越过长城口隘,进入关内,直捣京师,此举于公元1628(崇祯二)年率先实施过一次;其二,由原先的强攻战术改为长困久围,且围而不攻,使城内的守军在弹尽粮绝之后主动献城投降。毫无疑问,相较于第二种打法,第一种显得更为冒险,危险系数也更大,因为其战术的根本终究是在不冲破山海关的情况之下对明方实施打击的,基于如此,关内外在战略上始终不能连成一线,且孤军深入,难以进行持久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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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锦之战袁崇焕、皇太极所在位置

  “大凌河之战”是建立在后金统治者采取第二种战略基础之上而爆发的。

  大凌河城原为明朝辽东都司的广宁中左千户所的所在地,大约在距锦州东的三十里处,宣宗时期于此首筑大凌河堡。锦州乃广宁中卫和左屯卫的所在地,与大凌河城(广宁中左千户所)同属于广宁防御系统。明朝初期,广宁防御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扼制住东北蒙古势力侵犯辽东地区,而到了天启年间,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政权在武力手段的驱使之下强行占据了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后,广宁防御系统的主要任务也就随之演变成了抵御后金势力的前哨阵地。崇祯初年,广宁防御系统中的锦州成为了明朝在辽东地区的三大重要军事据点(山海关、宁远、锦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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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地图

  在皇太极继位之后,后金方面正在研究采用何种战略对明实施打击的时候,明朝政府同样也在研讨着对金防御的战略战术等一系列问题,最终,新上任的崇祯皇帝听取了大学士孙承宗的意见,于大凌河一带重新构筑大凌河城,以此作为连接松山、锦州、杏州三个据点的前进阵地,同时巩固住锦州城在辽东地区的战略地位。

  公元1631(崇祯四)年农历八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压向大凌河,将明军将领祖大寿所驻守的大凌河城围得水泄不通,并以此为中心打击前来援救的明军势力,最终这一长达数月的攻坚战以大凌河城守将祖大寿率部投降后金而告终。从历史进程的轨迹中也不难发现,后金方面自大凌河之战胜利后其实力一度呈现出跨越式的发展,在与明朝之间的对峙中也鲜有败仗,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该篇文章当中就来给读者朋友们做一番深层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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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画像

  本文的研究内容:

  在皇太极围困大凌河城的过程中,明朝方面数次派遣兵力前来支援,但无奈几乎都中了后金骑兵早就设好的圈套,不幸节节败退,再也没有部队敢前来驰援大凌河城了。在后金势力的严密围困之下,大凌河城已然成为了一座与外部明军断绝了一切联系的孤城,且城内粮食告罄,甚至到了杀马而食的地步,最终迫于无奈,祖大寿宣布投降,并杀死了反对投降的副将何可刚。据史料记载《清太宗实录》记载,守将祖大寿率部投降之际,城内军民幸存者只剩下了11682人,仅占原来人数的三分之一,七千匹战马只剩下了32匹,从这一数据也可想而知,当时大凌河城内军民所面临的困境程度之深。

  毫不夸张的说,祖大寿这支力量是明朝在辽东地区少有的精锐部队,并且深得老长官袁崇焕的信任,当年崇祯皇帝下令逮捕袁崇焕的时候,祖大寿义无反顾的率领部下进行兵变,此举可谓是令朝野上下震惊不已,无人敢于轻举妄动,最终在孙承宗手执袁崇焕的亲笔书信的教化下才逐渐平息了这场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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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承宗画像

  当时跟随祖大寿一同投降的明军将领有:副将刘天禄、张存仁、邓长春、祖可法等一共38名中高级军官。可以看出,这次投降的基本是原袁崇焕部下的辽将,且这些辽将都是祖大寿的“关宁铁骑”部队的老本。因此,尽管此次后金在大凌河之战中没能收获到多少实质性的战利品(人丁、粮食、资源),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明帝国手中的大部分辽将都已基本囊入了皇太极的“口袋”,这些辽将所带来的价值相较于那些粮食、人丁、牲畜等资源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在争取到了祖大寿及其部下明军之后,努尔哈赤进行了十分优厚的待遇。公元1632(天聪六)年二月,根据皇太极给户部所下达的命令可知:

  大凌河汉人,可分隶副将下各五十名,参将下各十五名,游击下各十名,尽令移居沈阳,以国中妇女千口分配之,其余令国中诸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以妻室,善抚养之。《清太宗实录》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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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太极雕塑

  除此以外,上至副将、子侄,下至军中守备都给予了相当丰厚的额赏赐,从数量上看,此次由大凌河城前来归降的明军官员共得到赏赐人口1516人、牛273头,平均每人拥有人口93人,牛17头。实际上,从当时的后金经济状况来看,这一赏赐规模对于后金本身来讲是需要负担着很大压力的。那么,皇太极为何要在国力本就不宽裕的情况下对降军实行如此丰厚的赏赐呢?从代善之子岳的一则奏章中可以略知一二:

  先年克辽东、广宁,其汉人拒命者诛之,后复屠永平、滦州汉人,以是人怀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今天与我大凌河汉人,正欲使天下皆知我国之养人也。臣愚以为若能善抚此众,嗣后归顺者必多。且宣明前事,以告于众,则人皆信服矣。《清太宗实录》卷11

  凭以上所述,不难得知,皇太极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更好的争取到明军将士,使其为后金所服务,从而进一步瓦解明帝国的军事实力,并可以此宣扬后金乃一支“仁义之师”,与此同时,还可以弥补当年二贝勒阿敏在永平四城的屠杀给汉人所带来的不良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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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图1

  事实证明,皇太极所做的这一切在后来争取明朝将领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为很多“走投无路”的明军势力投降于皇太极指明了方向。

  公元1633(天聪七)年五月,原毛文龙部下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来归,受到了皇太极高规格的接待。同年十月,原毛文龙部下副将尚可喜遣人与后金方面约降。不难发现,此三人同属于原毛文龙的旧部,虽然这三部的兵力加在一起也不到一万,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部队都是装备了火炮、鸟铳等先进火器的部队。除此以外,这支部队还为皇太极带来了善于海上作战的水军及其附属的战船。要知道这些都是后金军队的薄弱环节,且都是十分渴望而又难以拥有的部队建制。

  自孔、耿、尚三部归顺于皇太极之后,后金的火炮攻坚能力、海上防御能力等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为后来在明金对峙的过程中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军事条件和战略基础,而这一切都不得不得益于在大凌河之战中所衍生出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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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衣大炮

  “大凌河之战”不仅在军事实力上对明帝国进行了一次直接性的削弱,使得明朝政府在辽东地区的精锐部队几乎损失殆尽。而且由于后金方面对于明朝降将的争取力度之大,使得一些诸如孔有德之类的明朝势力产生出了归降于后金的强烈欲望,这也就是后金为何自大凌河之战之后其实力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凌河之战”是后金势力发展过程中一道至关重要的“分水岭”,为其后来能够入主中原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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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太宗实录》卷11

  《试论皇太极与大凌河之战》

  日本史学家楠木贤道:《从天聪五年大凌河攻城战看后金政权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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